西闪：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本文摘自西闪《国家的计算》——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本很有想法的书，也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书。作者在自序里开门见山：“尽管鲜少提及，但这是一本关于身心自由的书，也延续了我一贯的思考。”注意，看到“身心自由”，请不要联想到那些心灵鸡汤读物。因为作者马上就严肃地指出：

仔细想来，我们每个人真正能控制的，唯有自己的一副身体。身体的自我管理，正是自由的底线。……因此认识自己的身体，认清身体在生命中的意义，理解身体与社会的关系，无疑是加强防卫的明智之举。

同理，看清闯入者的面目也非常重要。他们的动机、手腕、趋势，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都值得细加思量。……

绵密的侵袭往往建立在统计学的基础之上，就像蒲鲁东所说：“被统治就是在每一项操作、每一次交易、每一个动作中都被记录、登记、计数、定价、警告、预防、改革、调整和纠正。”故而我将此类现代意义的侵袭称为“国家的计算”。

可以说，本书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身体”和“计算”（其实就是“算计”的委婉说法）。

给 孩 子 定 价

西闪

人类固有的计算倾向正在发展成一种可以命名为“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的世界观。回顾过往，假如把这种计算的世界观比作远未成熟的细小果实，那么它的种子已经在历史中埋藏了数千年，它的萌芽、生长与开花用了大概三百年，而它的结果却相当晚近，只花去了两个世纪的时间。

更确切地说，计算主义的观念萌发于16世纪的欧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还有概率论的开拓者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都生活在那个时代。如今看来，这不大像是一场偶然。他们共同持有的计算观，乃是整个人类世界迈入现代的先声。而这种观念很快转化成了资本主义的活水之源——资本需要计算，计算助力资本。以至于稍晚的霍布斯说，思维就是计算，“当一个人进行推理时，他所作的不过是在心中将各部分相加求得一个合数，或是在心中将一个数目减去另一个数目求得一个余数。”另一位哲学家莱布尼茨更是大胆预言，当人们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将语言转换为数字，任何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到那个时候，连哲学家之间都不需要争吵啦。他们将像两个会计对账一样提议：“让我们算一算吧。”

从18世纪中后期一直延续到整个19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以英国为开端的工业革命。与以前的现实计算相比，这个时期的人更重视对未来的计算。原因很简单，一方面资本扩张的规模越来越大，预期的收益，以及随之增大的风险都需要算计。另一方面，资本流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获利的可能以及失败的几率也都需要计算。这两方面的需求又推动了整个社会在计算观上的发展。概率论和统计学在这一时期成型，继而得以广泛应用，不是没有缘由的。概因于此，我认为计算主义就是在19世纪开始结果的，直到今日。

如果要为此提供一份历史证明，我认为再没有比“如何给孩子定价”这个问题更有说服力的了。这份证据出人意料，但是在我看来，围绕着儿童——这一未来的象征所进行的经济计算，无疑是计算主义在应用上的最佳体现。

首先要知道，在人类的观念中，儿童期作为生命的一个阶段相对独立地出现，其实是很晚的事情。它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青春期或更年期，本质上乃是一种人为的划分。法国学者阿雷兹（Philippe Aries）在《儿童的世纪》里就指出，至少在中世纪的西方，“童年”这个概念根本不存在。一个年纪幼小的成员诞生于家庭之中，主要是作为未来的劳动力以及父母养老的保险来看待的。他们大约在7岁左右就正式进入了成人生活世界，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卡尔达诺，他5岁的时候就做了父亲的工作助手。身为法律顾问的父亲把一个装着法学典籍的沉重藤筐绑在卡尔达诺的背上，拉着他在米兰城里四处拜访主顾。在其他社会中，例如过去的中国农村，五六岁的小孩帮着家里照看弟妹、喂养鸡鸭、扫地做饭等等，也属常事。只是这些“小大人”究竟有多大的经济价值，从来没有人会去计算。

然而，18世纪以来的小大人们不同以往。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他们的价值可以用薪水来衡量了。凭借“敏捷的小手指”，他们操纵巨大且省力的自动机械，挣到足以养活自己乃至帮衬家庭的收入。对此，英格兰的纺织厂主们非常欢迎。美国也一样。1790年，罗得岛上设立的美国纺纱厂里工作的第一批工人就是9个孩子，年龄在7岁到12岁之间。到了1820年，这个厂55%的工人都是童工。

一个名叫威廉·赫顿的英格兰人回忆道，他7岁的时候就在德文特河边的一家磨坊里工作。由于个子太小，监工就做了一双很高的木底鞋，紧紧地绑在赫顿的腿上，让他好够着机器的操作台。有人甚至在听证会上作证，说他见过一个3岁的婴儿在劳作。据1851年的统计，5到14岁的童工占了当时英格兰劳动力总数的1/4至1/3。美国190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约有175万10岁到15岁的孩子从事有报酬的工作。由于这一数字没有包括10岁以下的儿童，显然低估了。即便如此，时隔十年，官方统计的数字还是上升到了199万。

可资定价的数字越来越详实：1850年的英国，一个纺织童工的工作时间在12小时至18小时之间，周薪每周1先令到9先令不等； 1880年的美国，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孩子的经济贡献占全家劳动收入的38%-46%，而本地出生者的这一比例为28%-32%。有了这些数字，要给孩子定一个价，不困难。在一份杂志上，一个专栏作家就热情洋溢地估算了孩子的价值。他预测，假如当地有200个7-16岁的孩子，在没有工厂的情况下，他们除了花销，毫无贡献可言。现在他们被雇佣了，情形立刻不同——他们为这个镇贡献了13500美元的生产价值！

社会的制度与文化都在为“有价”的孩子唱赞歌。社会学家泽立泽（Viviana A.Z）就指出，在那时的报纸和儿童读物上，“一个标准的恶棍就是游手好闲的儿童。”事实上，19世纪的儿童福利组织主要关注的，也是那些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的孩子，而不是众多童工。针对19世纪末出现的反对雇佣童工的声音，一位作家忿忿不平地写道，如果一个体制阻止儿童干任何苦差事，而是鼓励他们去街上踢球，那么林肯就根本不会出现。

考虑到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孩子的价格中包含的现实价值远大于未来。17世纪的蒙田提到，他有两三个孩子夭折了，“在此，我没有过度的悲痛，也没有遗憾”。即使在18世纪的早期，也很少有人会为早夭的孩子花钱办丧事，或者出席葬礼。避免对没有未来的事物投入过多的期望，无疑是明智的——当时的人甚至用“它”这个词来指代自己的新生儿。惟一不同的可能是，计算的痕迹变得浓重了。就像一个刚失去孩子的父亲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必须交的税。”他大概懂得什么叫税率。

19世纪末，一对夫妇因两岁的孩子死于非命将一家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按照每个月2美元的价格计算赔偿额。理由是他们的孩子已经能够到邻居家工作，比如照看更小的孩子。法官驳回了他们的诉求，并表示死去的孩子太小，根本没有任何获得经济收入的能力，故而“被告无需为这个悲剧作出赔偿。”这个判决并不违背当时美国法律对孩子的标准定价。标准是这样的：从孩子死亡到他成年之前的时间段内，他所能提供的劳务损失，减去他在这段时间内维持生活的费用。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现实价值取决于对他的未来价值的估计。然而，婴儿和2岁以下的儿童通常被视为没有未来，也没有价值的。在一系列的儿童死亡判例中，一个纽约男孩获赔6美分，一个内布拉斯加州女孩获赔10美元，而密苏里州的一个男孩只获得1美分的赔偿。

未来的价值实在太低，连买卖儿童的黑市都不活跃。在1870年代，一个美国孩子的价格通常不到10美元，只有极缺人手的农场主才会买。有时候，他们的售价不到2美元，甚至低至25美分。

然而进入20世纪，局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方面，社会政策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卫生条件也有很大提升。这导致儿童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如此，可能活得更久的孩子，有了更多可以计算的未来。当然，这里所说的“未来”，与其说是孩子的未来，不如说是成年人在孩子身上寄托的期许。有趣的是，随着计算观的深入人心，这种期许每时每刻都在被清楚地算计。泽立泽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就记录了这一有趣事实。比如她写道，1917年，报纸的广告上有写“花100美元买个婴儿比自己生一个更便宜更容易。”1930年代，孩子的黑市价格为1000美元；1940年代，黑市价约5000美元；1951年，这个价格飙升至10000美元。1975年，据美国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估计，全国每年大概有5000个儿童被出售，价格在2.5万美元左右。据此，孩子们在“正规市场”里的价格如何，不难估计。实际上，领养费、抚养费，还有保险额等等，都是可以拿来做参数的。

2014年美国农业部估算，美国家庭供一个孩子到读大学，所花成本约为24万美元。2013年，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家庭抚养一个孩子，成本高达276万人民币。有了成本核算，有了朝向未来的计算观念，每个孩子都能做到明码实价。可见，什么可以计算，什么不在计算之列，观念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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